“执行是实现法治的最后‘一公里’，是营商环境的‘试金石’‘检验尺’，事关党委政府领导权威、事关整体法治环境建设、事关人民基本权力保障、事关法院司法公平正义，执行如果打‘白条’，法治必然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要像抓‘精准扶贫’一样抓‘精准执行’。”6月27日下午，长兴县虹星桥镇党委书记卢志刚在第二期全国法院执行局长培训班上作题为“协力破难 执治融合—三级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的专题授课，引起听课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反响。据悉，这已是他今年5月份以来的第三次登台讲课。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该镇接连受到国家法官学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邀请，那么这项工作是缘何而引起了全国法院系统如此密集的关注和推崇呢？
近年来，长兴县坚持能动司法理念，聚焦执源治理这个牛鼻子，通过在虹星桥镇等乡镇试点并推广至全县，积极发挥基层组织在查人找物、协调化解、教育引导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争取党委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构建起县级部门、乡镇街道、村居三级联动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做深做实源头解决执行难，实现双赢多赢共赢。2023年以来全县化解旧存老案3744件到位4.56亿元，化解新收案件4242件到位3.65亿元，今年1-4月执行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执行完毕率同比上升16.5个百分点，执行案件平均结案时间减少30.76天。
从法院“搬”到村委 执行难在基层如何更好破局
“由债务人当场归还1万元，剩余欠款以每月6000元的方式进行偿还。”2023年12月29日，在湖州市长兴县虹星桥镇白水村村委会，一份和解协议的签署，让一起执行案件在年尾得到妥善化解。在村干部和执行法官的见证下，因承包工程欠下混凝土账款的朱师傅当场拿出1万元现金，双方握手言和。
“春节前有3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款要付，我现在暂时结不了原材料的费用。”朱师傅说，“村里‘出面’，给我争取了缓冲期，我一定会按照方案如期履行。”
执行约谈的地点从法院“搬”到村委，村社一把手直接参与执行约谈、督促调解，这样的执行场景在长兴成为“新常态”。
这正是2022年底以来长兴法院以“三级联动”为突破口，从基层破题“执行难”的探索和尝试。何谓“三级联动”？“立足基层，将所有执行案件和执前督促履行案件归集到义务人户籍地（注册登记地）所在村镇，由村镇和相关部门协助法院开展查人找物、文书送达、约谈督促、执行和解等工作，从县级部门、乡镇街道、村社三个层面凝聚起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大合力。”湖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肖国耀介绍。
执行工作关系民事权利实现，关系国家法制权威，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但当前制约执行质效的瓶颈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来自基层的答案更有说服力。
2022年底，长兴县虹星桥镇港口村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集中执行大会。村书记裴昌良召集全村被执行人到村委参会，他亲自上阵、宣传教育，引导督促被执行人主动申报财产，诚信履行义务。
港口村这场集中执行大会，应到9人，实到7人，当场履行完毕2件，达成分期履行方案3件。“起初，我心里也没底，没想到在村里开展这样的执行工作，大部分人都愿意配合。”裴昌良说。
不仅如此，当天参会的被执行人全部填写了《财产收入申报表》，村委会也向法院反馈了《被执行人下落与财产情况反馈表》，让法院充分掌握被执行人最新的财产情况和履行能力。
一个村开一次会，填两张表，效果意想不到的好。那么，长兴县16个乡镇街道272个村居都参与到执行中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从法院主导到融入党委领导 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很快，长兴法院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工作组，分赴各个乡镇开展基层调研，争取越来越多的村社召开集中执行大会，并形成详实报告向党委专题汇报。
而长兴法院执行局内部则迅速按乡镇街道配备固定执行员，强化与镇村日常沟通联络。
“一开始有点不理解，认为法院怎么把活摊派到村里，但没想到把执行和治理相结合，效果这么明显。”
“把执行工作落到基层只是手段，只有我们真正发挥作用，老百姓对基层治理才有感。”
这些基层声音给予这场探索改革更多信心和动力。
2022年12月，长兴召开全县三级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现场会；2023年年初，全县16个乡镇街道纷纷出台本辖区工作方案并召开动员部署会；同年6月，长兴县委印发《建立三级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同年9月，长兴县委三级联动工作推进会上，县委书记作部署……党委“撑腰”，把三级联动工作纳入平安考核，各乡镇街道均配备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担任执行联络专员，真正把执行工作纳入基层治理大盘子。
在群众眼中，变化也实实在在发生——尘封多年的老案件有了新消息。
“我们对历年未执行完毕的案件按照义务人户籍地（注册登记地）梳理划分，形成清单分发至镇村。”长兴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余有国说，“就是要实现执行案件的大起底、大排查、大治理。”
村社干部跑户宣讲有了新内容。
“根据清单梳理案件后，我制定了‘一人一策’方案，把这项工作融入日常跑户。”周琴琴是长兴县和平镇方家庄村调解主任，每周开展上门走访是该镇“互动式服务”社会治理的工作要求，也是她的工作习惯。她把普法说理、督促村民履行融入日常工作，向村民传递守信重诺的观念。如今，方家庄村被执行人清单已实现“清零”。
村规民约增加了新条目。
将三级联动融入村规民约、户主大会等镇村社会治理机制，义务人诚信履行情况与入党考察、入伍政审、银行贷款、星级文明户评定等事项挂钩。全县所有村社建立失信曝光台，35起案件被执行人因曝光压力主动还款。
“‘三级联动’把党委领导优势转化为执行破难胜势，拓宽了矛盾纠纷的排摸渠道，防止矛盾纠纷小变大、大变难，并为平安、法治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肖国耀表示。
随着“三级联动”工作的深入推进，抓执行就是抓治理的共识逐渐形成。机制建立以来，当地党委政府帮助协调个案执行380余次，镇村和县级部门协助查人找物、提供财产线索420余次，协助送达290余次，约谈督促1700余次。
从被动收案到主动督促 探索“审执一体”抓实执源治理
“您的案件已进入本院督促程序，请及时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的被告蔡某收到短信。几分钟后，他又接到了村书记打来的电话，向其了解具体情况并督促主动履行。
现在，裁判文书一生效，长兴法院承办法官便向义务人发起执前督促。同一时间，义务人户籍地所在镇村的联合执行团队工作人员，以及案件的权利人也会收到相应反馈短信。
“三级联动”聚焦判决后到执行前的时间空白，通过业务重构、流程再造，把督促工作前移，变被动收案为主动督促，切实强化“审执一体”推进执源治理，加速公平正义提前到达。
审理案件的法官“多送一公里”，引导督促“案结事了”，而不是“结案了事”，也促使法官在审判时多考虑执行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只管判不管执”。与此同时，该院审判管理迅速反应，优化考核内生动力，经督促自动履行的案件，对审理法官考核时1件计为1.5件，从而提升执前督促工作积极性。
为改革减负增效，长兴法院还配套研发了“执源治理”在线应用，嵌入履行评估、履行督促等“3+1”功能模块，对近三年已生效的案件全部导入应用进行梳理并发起线上督促。当事人、镇村等主体均可登录查看案件进度，进行沟通和开展工作，实现全流程在线协同。
“我还没申请，法官就发起了督促，并实时推送案件进展，一目了然，心里也有底了。”一起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权利人陈某说。
同时，通过“执源治理”数字驾驶舱，动态监测、预警各乡镇街道执源治理情况，截至目前已预警41次。依托系统加强对纠纷类型与成因、辖区失信率的统计分析，已发送司法建议5份，更好推动源头化解。
截至目前，长兴法院已主动发起执前督促案件3420件，通过三级联动促成执前履行完毕422件，履行到位金额3620余万元。
从躲避抗拒到主动配合 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
“村里知道我家困难，书记帮忙调解，更重要的是让我下定决心面对债务，趁此机会了结这桩心头事。”被执行人吴某因结欠运输费，在外躲避执行20余年，最近通过村干部多次做其亲属工作，他主动返乡还款。
让最熟悉情况的基层干部参与执行，作为“中间人”穿针引线，他们了解义务人的家庭情况、工作生活、社会关系，能把每一位义务人当做“活生生、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当事人”，从而把执行做得更精细，提升人民群众的可接受度和司法获得感、满意度。
“以前，看到法院警车呜啦呜啦开进来，村镇干部可能还会有‘顾面子、护犊子’心结。”长兴县虹星桥镇党委副书记丁火平说，“通过三级联动，法院逐一到村讲政策、消疑虑，推动基层干部成为执行工作的宣讲者、推动者和协调者，更好地引导义务人从被动应付、躲避甚至抗拒转变为主动配合。”
通过三级联动，镇村在基层架起执行工作的沟通桥梁，让执行硬措施在基层实现软着陆，实现刚性执行到精准执行的转变，从而真正做到分类施策、靶向发力。
“法院与镇村共同开展信用与履行能力画像，给予诚信确有困难的义务人宽限期；对确无履行能力的人通过救助、争取权利人谅解等手段促成符合实际的化解方案，对真正的‘老赖’重拳出击提高震慑。”余有国介绍。
2023年以来，703名义务人主动找到村居要求履行义务或与申请人和解，其中672件促成宽限或和解，12起因义务人年老、残疾等失去履行能力的案件退出执行程序，对642名失信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法院在执行中既让当事人感受到“力度”，也感受到“温度”。
“三级联动给执行增加了一道中间环节，实现了权利人、义务人、法院、镇村间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提升执行规范化和社会认可度，营造‘权利人理解、义务人配合、全社会支持’的执行生态。”长兴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闵海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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