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浙BA，庆元，这座浙闽边界的小城，终于“火”了。
这绝非偶然。对于一座经济基础并不突出的山区县而言，办好大型体育赛事，本身就是一道不简单的现实考题：资源有限，如何聚人？基础有限，如何见效？
庆元给出的答案是“先借，再还”。所借者何？借的是浙BA平台之力，是体育促消费之势,更是各项政策之智。这套逻辑，使庆元的“成功”变得有据可循，有理可依。
当然，“借”的最终目的，是要“还”。那么，庆元的这个“还”，究竟指向何方？又是如何得之用之、取之为之的？
庆元借浙BA，“还原”了一个真相——经济相对不发达，不等于体育做不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隐性偏见，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体育氛围必然薄弱，赛事效果也难以显现。然而，浙BA在庆元的实践，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庆元证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体育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情绪刚需”。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全运会上，庆元籍运动员季俊宇（1金）、王楠（2金）共获3枚金牌，创造了庆元籍运动员征战全运会的最佳战绩。这是庆元在竞技体育领域长期深耕、精细耕耘的成果，展现了庆元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深厚的根基与旺盛的生命力。
群众赛事方面，当庆元成为丽水赛区总冠军的那一夜，多年未见的景象再现——全县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为篮球欢呼，更为城市自豪。由此，庆元看到了体育赛事的强大赋能。
“以赛引赛、营城兴业”的发展理念顺势推出，从浙BA “单一爆款”走向“矩阵效应”，廊桥菇乡跑山赛、百山祖古道徒步赛、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环浙步道自行车系列赛等赛事纷至沓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今年建成投用了国际一流标准的奥运会激流回旋基地，并成功承办全国首届绿水青山运动会、浙江省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等优质赛事，成功吸引超15万人次。
在资源有限、选择不多的现实面前，可参与、可围观的体育赛事，反而更容易形成高度聚焦的社会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庆元不是“逆袭”，而是“适配”——经济强弱不是“假借口”，重视体育才是“真答案”。
庆元借浙BA，“还原”了一种场景——促消费，不只发生在商场里。谈到促消费，常见路径往往集中在商业综合体上。但庆元的实践提醒我们，消费更容易发生在情绪被激活、关系被拉近的体育赛事内外。
数据显示，由浙BA直接带动的庆元香菇网店的销量增加20%、灰树花（食用菌名）订单增50%，土特产销售额同比增长近4成，黄粿销量较去年增长500%。 “订单多到需要AI分拣机器人，鲜果日销3000余斤”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头一次感受到体育带来的附加值。
此外，设置于球场外的“菇勇者・鲜丰集”主题市集，实现直接消费480万元，间接消费1500万元，产品复购率达30%以上。相较于“主场”，庆元的“客场战绩”同样出色。随队“出征杭州”的甜橘柚，在杭州3天销售超2000斤，随队“出战余姚”的黑米糕，15分钟售出400盒。
赛事、人流、消费形成闭环，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并非被动刺激，而是情绪驱动下的自发行为。庆元再次证明，以体育为核心的县域消费场景，规模不一定大，却真实、持续、可复制,促消费并不一定依赖重资产投入，体育赛事同样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
庆元借浙BA，“还原”了一个事实——体育不是目的，而是基层工作“向下沉”的现实通道。事实上，基层治理最难的不是“设计”与“纸面”，而是“抵达”和“落地”。
不少地方，政策目标并不缺乏，但问题在于，工作往往停留在会议室、文件中。如何将社会治理、公共事务“回归到百姓中去”是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命题。
体育，尤其是群众体育，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解决方案。众所周知，凝聚百姓人心、激活公共空间、增强党群互动频率是党委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浙BA的这一声哨响，让原本不易实现的工作目标自然发生。
在球场上，庆元的干部与群众不再以“角色”区分彼此，而是共同维护秩序、共同关注球队的参与者，县文广旅体局现场组织啦啦队、县文化馆表演开场节目、县融媒体挖掘百姓篮球故事，这种并肩而立的关系，削弱了行政边界，增强了党群的信任基础。
通过浙BA，群众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管理者，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为百姓做事的人，而干部感受到的，也不只是工作任务，而是真实的情绪反馈。这种关系变化，是无法通过文件去设计的，却可以在一场场比赛中自然生成。
正如县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的感叹——“我们与群众一起看球、一起为庆元队呐喊，这种感受以前体会的不多。”可见，由浙BA带来的不止是“可见的”输赢，更重要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抽象概念变得落地。当服务群众从“被传达”转向“共参与”时，党群关系也在这种“共同在场”之中发生了微妙而真实的变化。
庆元借浙BA，“还原”了一种情境——真正的共同富裕，要从切身感受入手。对庆元这样的山区小城而言，弘大的叙事并不适合，美好生活也并非高楼大厦、地铁隧道，能让庆元百姓认同的“共同富裕”应该是具体的日常体验。比如，下班后有地方可去，周末有活动可看，孩子有球可打，邻里有话可聊。
浙BA、体育赛事所能提供的，正是这种可触摸、可参与的幸福感。事实上，浙BA从未向庆元“承诺”过远大的目标，却真切改善了庆元百姓当下的生活质感，“拖家带口看比赛”“工作闲余聊比赛”成为庆元百姓的新流行。而这种改善，正是群众最直观、也最容易认同的获得感的来源。
当然，物质始终是共同富裕之基础。赛事期间，庆元组织各乡镇（街道）共富工坊“帮帮团”，线上线下同步卖货——举水乡月丰工坊的江根白茶销售额突破10万元；五大堡乡濛淤村把黄粿工坊变成研学点，游客可体验捶打黄粿，国庆假期接待500组家庭，带动村集体增收12万元。
综上，庆元之于浙BA的意义，绝不在于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样板县”，而在于揭示了一种可被借鉴的逻辑——当体育真正回到群众中间，它就可以同时成为基层治理的工具、促消费的抓手，以及党群情感连接的纽带。
庆元的“借”与“还”，或许正是体育最值得被重视的现实价值所在。
（中国日报浙江记者站 编辑：陈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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