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废弃农场变成“旅游+工业”特色项目，实现了“腾笼换鸟”。图为嘉善巧克力小镇。
一、“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提出及其深刻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率先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但总体看，浙江的工业化从低门槛的家庭工业、轻小工业起步，以民营企业为主，低小散的特征十分明显。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变化，经济增长面临资源要素缺乏、生态环境压力和内外市场约束等瓶颈制约，进一步加快经济转型，实现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模式的转变，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当时的迫切任务。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工作后，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于2003年7月提出了引领浙江发展、推进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八八战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就是在实施“八八战略”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早在2005年4月29日的省委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要在资源节约的前提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意味着一些企业甚至产业的萎缩，进而影响到一个地方经济的增长；也可能意味着这些企业和产业退出市场会给我们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腾笼换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被动的，任由资源约束下的‘鸟去笼空’；一个是主动的，努力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 ‘俊鸟’。后一个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2005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制定有关政策、确定有关举措时把握好度，掌握好平衡点，既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真正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
具体地说，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是推动浙江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1.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根本目的。进入新世纪，浙江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速阶段，长期困扰浙江发展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显现。要继续促进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保持浙江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的领先地位，依靠以往那种高投入、高排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在许多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向全省广大干部和企业家说明并解读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深刻内涵，就是通过对现有产业优化提升，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最终实现“浙江制造”到“浙江创造”的飞跃。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是产业升级的关键。2004年2月，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就是要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即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2005年4月，在省委常委会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效益增幅下滑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从长期来看，关键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部署和推动下，浙江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与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在制造业调结构的同时，习近平同志提出，浙江省要遵循规律，抓住机遇，将服务业逐步培育壮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产业”。2004年12月28日，在省政协九届九次常委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服务业发展，关键是要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流通经营方式改造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现代化。2005年8月19 日，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必须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大力扶持。根据这一部署要求，浙江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信息经济龙头企业迅速成长，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名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基本路径。新世纪，浙江进入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层次低和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实现“腾笼换鸟”和“浴火重生” ；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因此，“八八战略”提出，要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2005年12月8日，在省委常委会务虚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常常感受到‘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的同时，也切实增强了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实现‘凤凰涅槃’的自觉性和紧迫感”。2006年3月，浙江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之计。
此后，浙江明确把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作为解决资源要素环境制约的根本途径，作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作为推进科技进步、建设科技强省的核心内容，作为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在具体发展中，还紧密结合实际，加快构筑以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推动成立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新型科技创新载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3.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促进产业梯度转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不断优化我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这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本义所在。浙江陆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我省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必须走开放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后，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特点和浙江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要“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进一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带动更高层次的发展。2003年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机遇，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遇，抓住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机遇，把我省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优势，把体制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把特色经济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上实现新突破”。200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协九届九次常委会议上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去”是市场规律使然，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缓解了资源环境压力。
2005年5月27日，在皖浙两省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就是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展。“腾笼”才能“换鸟”，壮大可以反哺，有利于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提高本土经济整体素质和区域竞争力。因此，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同时，进一步增强在外投资企业与浙江经济的联系，积极吸引在外浙商回乡投资创业，努力实现“低端产业出去、高端产业进来”的良性循环。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不仅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的体现。2003年3月，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针对省内一些同志对于参与长三角的合作交流存在着“无需接轨”的狭隘观念、“无法接轨”的消极态度与“无从接轨”的畏难情绪，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主动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积极投身到主动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这项工作当中去，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互促共进，不断提高浙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适应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全面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建设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级都市圈做出应有贡献。习近平同志亲自率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学习考察，率先提出建立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推动长三角合作进入实质化阶段。
4.加强陆域和海域经济的联动发展，通过双向互动，合作共赢，推进山海协作，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主要局限于陆域经济，发展空间狭小，新增长点缺乏。随着发展理念转变，生产力水平提高，尤其是科技实力的增强，使得资源开发能力得到加强，山海资源的优势也逐渐得到认识。在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念好‘山海经’，把欠发达地区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作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此作为“八八战略”的主要内容，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早在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舟山调研时就强调，做好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是长远的战略任务，要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一如既往地抓下去。2003年8月18日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就推动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联动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作了系统的阐述，海洋经济是陆海一体化经济，海洋的大规模开发，需要强大的陆域经济支持；陆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托蓝色国土，发挥海洋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不能就海洋论海洋，加强陆域和海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实现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互联，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浙江加强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要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大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和进步，促进海洋开发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不断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此后不久，我省就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经略海洋宏图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山海协作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至2006年，习近平同志连续出席全省山海协作工程会议，并就深化山海协作战略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他强调，山海协作要把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通过各种途径把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生态优势结合起来，通过双向互动，合作共赢，不断增强推进山海协作的动力。根据这一要求，山海协作突破了长期以来以输血帮扶为主的传统扶贫模式，探索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对口造血帮扶为主的新模式，成为把欠发达地区培育成新增长点的有效抓手。海陆联动、山海协作，不仅缓解了发达地区发展面临的要素瓶颈制约，而且为海岛、欠发达地区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因而成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重要载体。
5.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关系，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是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有效保障。加快构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内在要求。“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就是要通过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进入新世纪，率先发展的浙江面临缺地、缺电、缺水的窘境，要素瓶颈制约着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2005年11月6日，在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要素资源的差别化价格调节机制和财税调节机制，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在习近平同志的支持推动下，2002年10月嘉兴市秀洲区在全国率先启动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之先河，2006年，“亩均论英雄”改革在绍兴等地开始试行；此后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浙江加快推进。
然而，单靠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2004年12月28日，在省政协九届九次常委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宏观调控的根本性意义在于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包括要素制约的“倒逼机制”，就可以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上发挥重大的革命性的作用。习近平同志称之为“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2005年4月29日，在省委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宏观调控和要素制约形成的“倒逼机制”，可以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上发挥重大的革命性的作用。这种“倒逼机制”要求我们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标本兼治、着力治本，变“倒逼”为“顺导”，变被动为主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宏观调控的目标落实到体制、机制、法制的建设上，为国民经济保持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发展态势，提供坚实的长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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